离开呼伦贝尔盟时，陪着我穿越沙漠的人员和参与考察的各单位人士都来送行。一次历尽艰辛的环保探险考察，会结识许多肝胆相照的朋友，大家都在为西部的生态环境奔走呼吁。
    我独自沿大兴安岭南下，下一个目标是科尔泌沙漠。过扎兰屯，开始进入农牧交错地带，草原渐少，大片的耕地一直连到天边。由于连续3年大旱，虽已近夏季，田野上看不到几分绿色，从土地里往下刨20厘米深还是干沙土，大风吹过，扬起满天风沙。越往前，旱情越严重，公路沿线的山坡上光秃秃的还没长出草来。
    由于错过了宿头，只好在荒野里露宿。原计划是离开海拉尔的当天抵达乌兰浩特的，沿途公路改道十分难行，人烟稀少之地，自然无法打通手机。我这厢在荒原上忍受沙尘暴的敲打，那面急坏了乌兰浩特晚报的老总，双方又联系不上，直到第二日中午我快到达乌兰浩特时，才通过手机取得联系。
    乌兰浩特晚报的石敏华副总编曾采访过我。该报曾整版介绍过贵阳晚报致力于西部环保宣传的经过。当得知我这次将从兴安盟进入科尔泌沙漠，兴安盟委宣传部、乌兰浩特市委宣传部及林业、环保部门已提前做好了考察采访准备。市委宣传部赵部长和石总编在城外接到我后，直接来到盟委宣传部。处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兴安盟，深知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正在沙漠逼近乌兰浩特前，全民动手，植树造林种草，抢筑绿色屏障。在盟委宣传部，我们很快便制定出了考察采访计划。由乌兰浩特晚报和盟林业局派人与我共同考察科尔泌沙漠北部，我坚持独自一人穿越科尔泌沙漠。
    在当地采访中我发现，乌兰浩特构筑绿色屏障，保卫家园的行动可以说是悲壮惨烈、史无前例的。
    乌兰浩特曾是水草丰茂的地方，由于扩大了耕地种植面积，加上连年干旱和科尔泌沙漠的无情逼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保卫家园迫在眉睫。于是全民动手，投入义务劳动50.8万余人次，近50万个工作日，要在3年之内构筑起一道绿色屏障。在考察兴隆南山等小流域治理区时，530万个在石头地上挖出的树坑满山遍野，去年种下的树苗，部分已经存活。由于缺水，今年全市还得节衣缩食打生态保卫战。
    就要穿越沙漠了，出发那日，宣传部和乌兰浩特晚报全体采编人员都来送行。望着这些新闻界的同仁和满山植树造林的人们，我有一种战地记者的感觉。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其实就是一场保卫家园的人民战争。
    顺利穿越科尔泌沙漠
    面积4.23万平方公里的科尔泌沙漠，位于内蒙古的东北部。当我抵达科尔泌右翼中旗时，旗林业局局长包海龙正忙于布置全旗的治沙行动。科右中旗位于沙漠的北缘，在整个兴安盟是受沙害最深的地方。
    虽然在发烧，可军人出身的包局长还是欣然陪同我和乌兰浩特晚报的记者前往沙漠地区考察。科右中旗的沙地面积已达1000万亩，如今正以每年3至5万亩的速度推进。尽管全旗大力植树种草，可怎么也赶不上沙漠化的速度。与全国许多地方一样，植树造林已经过几辈人的努力，可就是年年种树不见树，打开植树统计表，数量是惊人的，奇怪的是，一边是植树造林的统计成就卓越，一边是日益见少的森林面积。直爽的包局长说：这都是逢场作戏和不尊重科学的结果。建设生态环境，宜林则林，宜草则草。许多地方为完成计划，在本不宜种树的地方种上树，又缺少管护。结果是老百姓出义务工白费了力，政府的资金也泡了汤。的确，我们前往100多公里外的朝好日图嘎查采访时，沿途所见今年植的树全成了干柴棍。老包心痛地说：这是投了几十万元钱种上的。
    科尔泌沙漠大部分是半固定沙丘，而在它的西南部则已形成流动性沙带。我决定从北向南穿过流沙带。把乌兰浩特晚报的记者动员回去。科右中旗县委宣传部和林业局负责人担心我独自闯不过去，建议改变穿越路线，我谢绝了他们的建议，开始按我事先画好的路线，从科右中旗直接穿过沙漠腹地到达巴林右旗，直线距离320公里。
    用卫星导航划好穿越轨迹，进入沙漠时，开始尚见零星草地，渐渐沙丘越来越多。气温42度，沙漠中十分闷热，由于空调机坏了，车内温度近50度。但已顾不了这么多，只能一个劲往前冲。穿越沙漠，最大的威胁是高温缺水和车辆损坏。一旦发生这种事，徒步逃生的机率很小。
    沙漠中行车，得快速前进，一慢就陷车，在快速行驶中需集中精力选择路面，如左顾右盼或稍微犹豫，汽车会一头扎进沙窝里动弹不了。单车无后援穿越沙漠买的是单程车票，好在沙丘不算高，在我所经过的沙漠中，科尔泌沙漠是最容易通过的。只是午后刮起的沙尘暴让我吃了不少苦头。当晚选择一个避风的洼地躲过风沙，第二日下午穿过沙漠抵达巴林右旗县城。刚停下车，手机响了，是乌兰浩特晚报石总编打来的，自从我进入沙漠后，他们一直在等待我的消息。得知我刚从沙漠出来，500多公里外的朋友们总算放下了那颗收紧了的心。
    浑善达克——悬在首都北方的天漠
    2001年1月1日清晨，当北京人睁开眼，看到的不是新世纪的第一缕瞩光，而是遮日蔽日的黄尘。新世纪的开元之年，京、津及华北地区敲响了沙漠化警钟。
    3月3日，正当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一场更大的沙尘暴光临北京，于是沙漠治理便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们讨论的热门话题。国家环保总局解振华局长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说：沙尘暴的发生频率急剧上升，从公元前3世纪至本世纪50年代的近2100年间，我国沙尘暴共发生了70次，平均每年30年1次：60年代至70年代，每两年1次；90年代年年都有；而2000年不到4个月的时间就发生了11次。
    沙漠的不断扩大和荒漠化，成了中国西北和北方最大的生态环境问题。本报记者从距离北京不到200公里的承德出发，穿过燕山山脉，从河北省直达内蒙古的锡林浩特，至南向北往返两次穿过浑善达克沙漠，并直接进入沙漠腹地考察，对这片北京人称为“天上飞来的沙漠”，本报记者认为：浑善达克沙漠是天灾也是人祸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中国的北方沙漠在纬度上，不在世界上的沙漠带范围内，要偏北15度——20度左右。由于西北和内蒙古深处欧亚大陆腹地远离海洋，很难受到湿润的海洋水气影响，致使夏季的西北广大地区水气十分贫乏，降雨量稀少。冬季由于西北和内蒙古的北方地形比较开阔，来自西伯利亚高压区的强大干冷气流长驱直入，造成了多风的干燥寒冷气候，西北和内蒙古的土壤多为沙质，为沙漠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沙质来源。疏松裸露的沙质地表在风的作用下，发生强烈的风蚀，沙土被风吹扬，搬运，在风力减弱或遇到障碍物，沙子便堆积成沙丘，并不断扩大，终于形成广袤千里的沙漠。
浑善达克沙漠所在的锡林郭勒盟，位于内蒙古中部，与外蒙古接壤。由于受燕山山脉北面山丘的阻挡，在锡林浩特以南的正蓝旗、正镶白旗一带形成了2.14万平方公里的沙丘。以前由于人口少，人类的经济活动还没有对浑善达克的生态环境形成威胁，这一带还有不少的草原和湿地，还是一块绿色的沙地。但干燥，多风和缺水，以及广阔的沙土使这里成了一个生态环境脆弱区，一旦地表植被遭到破坏，很快就形成了沙漠化。
    近几十年来，正是人为的原因形成了这片沙漠。1949年正镶白旗人口不足2万人，各类牲畜12.3万头。现有人口7.3万人，牲畜90万头。根据有关部门测算，正镶白旗的合理载畜量为69.3万个羊单位，现在却已达到139万个羊单位，超过100%。超载放牧破坏了草原植被，也引起了草原沙化。而不合理的垦殖又形成了另一种破坏，六、七十年代，数万知青来到锡林浩特草原开荒种地，由于天然缺水，开出来的耕地都是不足百斤的低产田，60多万亩耕地被迫弃耕而成了裸露的沙地。正是人们过份地向大自然索取，浑善达克沙地由1960年流动沙丘面积不足2%，而目前已达到33.1%，每年还以2——3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
    令人可悲的是，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与西部许多地方一样，往往由于历史上某些地方官员不懂得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规律，头脑发热，脱离实际，一忽儿要发展农业，于是鼓励大规模开荒种地，一忽儿要发展地方工业，于是到处乱采乱挖，“政绩”倒是在统计报表中体现出来了，结果往往是好心办坏事，倒霉的是本来就脆弱的生态环境和以后还要依赖这块土地生存的子孙后代。
    治理沙漠刻不容缓
    浑善达克沙漠是幸运的，之所以幸运是它离北京近，而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每当沙尘暴袭击北京，首都百余家新闻媒体便发出一片惊呼。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叫得凶的孩子多给奶”。呼声多了，浑善达克沙漠自然受人关注。记者在写这篇稿子时，北京电台的朋友打来电话，说他们发起保护浑善达克的活动，热心听众已捐赠了几十万元的治理经费。
    其实，在西部的所有沙漠中，浑善达克沙漠的面积和造成的危害只是小巫见大巫。浑善达克沙漠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离北京最近，呼声高了，自然备受关注，治理经费及捐款比其它沙漠地区多。而西部其它沙漠由于受地域和当地经济条件的制约，在治理的范围和力度上远不及浑善达克。西部由于经济落后，地方政府的主要精力是使当地群众脱贫奔小康，拿不出大量经费治理沙漠。而西部的新闻媒体也因经费问题无力形成强大的宣传态势，可沙漠却无情地一天天向人们逼近，西部的生态环境破坏还没有得到有效的遏止。
   人口不断地增长和必须的经济活动，使得治理沙漠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沙漠的扩展。而各沙漠地区有些部门只热心于种树而轻视于退耕还林还草和养护，使得治理沙漠成为一种徒劳。这是一种利益驱动从中作梗，因为种树就意味着国家要批项目，有项目就意味着有利益，致于种下去是否成活？或自然条件是否具备则不顾，到处都刮种树风。在走过了内蒙古3个半干旱地区的沙漠后记者采访了一些治沙专家，他们认为，治理沙漠是个多学科多部门的系统工程，单凭种树是治理不了沙漠的。种树需要水，水从哪来？种树需要养护，其成本比种树投入还大，这笔钱从哪里开支？一片树林从树苗到成林并起到防沙作用起码要10年，而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荒漠化的草地封围起来，3至5年后，植被自然会得到有效恢复，完全可起到防沙治沙作用。可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人口的不断增长还得更多地索取自然资源；单一的农村经济结构使得农牧民单纯只靠多养牲畜和多种粮食来奔小康；落后的管理办法和粗放型的生产方式从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沙漠治理。保护生态环境和农牧民发展经济是相互矛盾的，也使得治理沙漠陷入了种种怪圈。
好在沙漠地区许多地方政府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把治理沙漠与农牧民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走出了一些新的路子。在浑善达克沙漠南部的那日图苏木，由于落实了草场使用权，牧民都在各自的草场四周建起了围栏，自家的草场自己心痛，都舍得自己投资保护生态环境，虽处在沙漠腹地，却也一片郁郁葱葱。
    浑善达克沙漠平均海拔1200米，而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海拔是44.4米。沙漠距离北京直线距离不过200公里，在风力的作用下，日积月累，风沙越过燕山山脉沿洋河、桑干河谷自北向南形成了5个总面积达30多万亩的沙地，每年向北京输沙近百万吨，而位于怀耒县小南辛堡乡的15万亩沙地，距北京天安门广场仅70公里。浑善达克沙漠无疑是悬在北京头上的一块“天漠”。按目前治理的速度，可以断言，在未来50年内，北京每年还将遭到多次沙尘暴的袭击。
   人是万物之灵，在沙漠面前毕竟不会束手无策。对于正日益扩大的沙漠，该思考如何保卫家园了！
   旱魔肆虐下的坝上草原
   坝上草原，是指燕山山脉北麓，长城外的围场、丰宁、沽源、康保、张北、尚义6县。历史上因这片土地山川秀美，水草丰茂而被满清皇室辟为围猎的地方。这片草原由于生态环境好，是京津、华北地区的一道生态屏障，被称为北京的后花园。满清政府被推翻后，大批移民进入这片皇家封地开荒种地，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因大量的开垦耕地，在农业文明取代游牧文明的同时，也破坏了这里的生态平衡。坝上地区由京津、华北的绿色屏障而变成上述地区的主要沙源地之一。贵阳日报、张家口晚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3家新闻媒体的记者，近期联合考察了连续采访3年干旱的坝上地区。
    绝收已成定局
    从张家口进入坝上，地势平坦辽阔，可以想象，如果春暖花开，那将是一片秀美的草原风光。虽时近夏至，大地却还是一片光秃秃的土黄色，山坡上草还没有发芽。按时节，这时正值春耕大忙时节，可田野里静悄悄地几乎看不到劳动的人影。由于干旱无法下种，青壮年大都弃耕外出打工去了。望着满目赤地千里，我们仿佛置身于无人区。
   来到张北县大河乡，两眼血丝的武顺乡长见到我们一脸愁容地说：我这个乡长快干不下去了。他这个乡长也够倒霉的，刚走马上任，正赶上1998年1月10日的6.2级大地震，而大河乡正好处于震中区。苦战一年安置好灾民，却遇到连续3年大旱，3年绝收。从去年8月1日至今已近一年，老天还没下过一场透雨。
   大河乡有耕地1.6万亩，虽说动员群众播下了6500亩的种，可发芽率还不到20%，其余的白种了，剩余40%的土地只好弃耕。这一带史前是火山口，如今满地都还是火山喷发后遗留下来的溶岩石，地下缝隙多，存不住水。由于经济落后缺少水利设施，95%的耕地全是靠天吃饭的低产田，亩产正常年份不过200斤。这里10年9旱，记者来到这里，用铁铲往下挖了30厘米，刨出来的全是干沙土，再往下挖已是岩层。在这种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地方发展农业，用眼下时髦的话来说应算“投资风险极大”。刑家梁65岁的村民邢海老汉告诉记者：眼下离夏至没有几天了，就算有雨，也错过了农时，即使种下去到秋天也只能收草。如再有几天不下雨，种下去连种子也收不回来。
    由于天天盼雨，武顺乡长不停地抬头看天，记者发现了他的这个习惯动作，这位一乡之长苦笑着说：只要能下场雨救救急，把脖子扭断了也值。
    愁肠满怀的乡干部何止一人，来到尚义县炕塄乡，董玉宝乡长同样心情不好。这个乡的旱情更为严重。全乡5万多亩耕地播种后发芽率不到15%，全乡干枯大口井15眼，小口机井20眼，全乡有近3000人口已处于断水状况，因干旱死亡牲畜80多头。虽是春耕时节，因无草料已卖掉大牲畜320头，3770个青壮年外出打工。
    大河，炕塄的旱情只是坝上地区的一个缩影。旱情是天灾也是人祸。历史上长城外的坝上地区历来是兵家争夺之地，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历朝历代皇帝在这里征战了几千年；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带属察哈尔，热河主战场，8年抗战一片焦土；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冷战关系，政府在这里缺少投资，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却又赶上十年九灾。脆弱的生态环境经不起人类的掠夺和折腾，开始无情地报复人类。坝上虽与内蒙古相连，但地属华北，西部大开发中央给西部的各项优惠政策惠及不到这里。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我们只享受西部恶劣的生态环境，却不能享受西部的优惠政策，而湖北的恩施，湖南的吉首地区虽地处华南，却能纳入西部大开发的范围。对坝上地区来讲，这不公平。
    坝上地区6个县全是国家级贫困县，三年大旱，使不少刚脱贫的农户又重新返回贫困之中。当地政府有限的财力，自然无法还大地原本的绿色，需要国家财政的投入，否则，历史的旧帐将越欠越多。
    水 水 水
    行进在坝上各地，从当地政府官员到广大群众，谈得最多的就是水。缺水状况下乡亲们的生活场景催人泪下。从张北到尚义，只见满地枯黄，河沟断流，汽车跑上一天，还看不到一棵挺拔象样的大树。
    在小俄登村，85岁的赵万顺大爷告诉记者：民国18年（1929年），坝上曾经大旱过一次，但也没现在这么严重。邢家梁村1998年大地震时，该村是震中区，全村房屋全部倒塌。部队在一座山头上打出一口井，就冲着这眼井，全村都搬迁到这口井旁。如今这口井已接近干涸，每天24小时渗出来的水只够20人使用，而全村人口是217人。在村头采访了部分村民，他们说吃水都得到3里以外去拉，他们已有一年没洗澡了。洗菜用过的水留下来洗脸、洗脚，最后再用来喂牲口。
    像这样缺水的村庄太多，我们在八大家村看到，全村就那么一口井，24小时才能打出5担水，平均近5个小时才能打 出一担浑浊的苦水，而水面上竟漂满了蚊虫的尸体。井台上摆满了水桶，由村里的老人守着，24小时值班。
    因为缺水，缺草，无力再喂养牲口。地里3年不长草，喂牧口得花钱到外地购买草料，每斤玉米杆卖到2角钱一斤，一头牲畜每天要喂30斤草，每日6元钱的草料钱庄户人家实在承担不起。人吃水都困难，更别说牲畜，没办法只好卖掉。牲口是庄稼人的命根子，这哪是卖牲口，是割老乡的心头肉啊。由于卖牲口的人太多，一头牛也只值几百元钱。但再贱也只好卖，因为按现在的旱情，留下也得渴死。
    干旱地区群众生活十分艰苦，我们来到小俄登村73岁的赵万举老大爷家。赵大爷1958年入党，干过近30年的生产队长，由于年老体衰家里缺乏劳动力，分下的10亩地老两口只能种4亩。我们去时老两口正在吃饭，土坑上摆着一碗玉米糊和两碗没有油水的野菜。老人说：去年共收了200斤粮节省着还能吃上两个月。每年除过年能吃上一点肉外，全年不见油腥。
    结束采访时，刘斌副乡长一定要我们吃了饭再走。乡政府特地给我们准备了两菜一汤的伙食，我们谢绝了。外出采访，我们坚持自带干粮，乡财政困难，乡里的干部从2月份起还没领到过工资，这饭咽得下么？
    在一片尘土飞扬中上路了，忽觉脸上一丝凉意，这不是雨滴，而是记者们的泪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