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临乙、王合内夫妇生前均为中央美术学院资深教授。是我国当代艺术造诣很高的老一辈著名美术教育家、优秀雕塑家。
　　王临乙，男，号黎然，1908年生于上海市。自幼爱好美术，学习刻苦，为他从事雕塑创作打下坚实基础。
　　1924年，王临乙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受教于留英回国的现实主义油画家李毅士先生，学习素描和油画。次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导致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上海美专完全停课，王临乙到李毅士家中学画。
　　1926年初，我国当代杰出的艺术大师徐悲鸿先生从法国经新加坡回国。经徐的岳父蒋梅笙先生介绍，王临乙带着油画去求教。徐先生看后极为赞赏王临乙的艺术才华，并鼓励其为复兴中国艺术而努力学习。
　　1927年，徐悲鸿第二次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并与田汉携手创办南国艺术学院，徐兼美术系主任。徐先生推荐王临乙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插班学习，并提供生活费。王临乙一边学习一边做徐悲鸿先生的助手。这期间，徐悲鸿创作著名大型油画《田横五百士》、《傒我后》，王临乙和吴作人帮助老师做放大工作，还充当、物色画中人物的模特儿。
　　1927年夏天，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黄孟圭请徐悲鸿去避暑，徐悲鸿带了唯一的学生随行，就是王临乙。到福建后，黄提出请徐悲鸿为在“五卅”惨案中被日本帝国主义杀害的蔡公时烈士画像。徐悲鸿满怀对烈士的崇敬和对日寇的愤慨，绘制了颂扬爱国烈士的油画《蔡公时被难图》。这个过程王临乙在场，并协助老师做些杂务。黄孟圭非常赞赏这幅油画，表示要重重酬谢。徐悲鸿表示，自己什么报酬都不要，只望福建省给两个赴法国留学生的名额，以便选派他两个优秀学生去法国深造。黄为徐先生关爱艺术后生的高尚风范，深受感动，毅然允诺。这两个学生就是资质聪颖、成绩突出的王临乙和吕斯百。徐让王临乙学雕塑，吕斯百学油画。这样，在徐悲鸿先生的厚爱下，王临乙得以去法国留学深造。
　　1929年，王临乙来到法国里昂，先入里昂中法大学，后来又以优异成绩考入里昂国立美术学院，为三年级插班生。上午在美术学院学美术，下午在中法大学学习法语。美术学院有素描、速写两门课程，王临乙一直是这两门课程一等奖获得者。参加全法国美术学院速写考试，他的成绩又被评为第一，后来他又获得“艺术之友速写奖”。在里昂学习期间，他创作了自己的第一件雕塑《女人头像》，紧接着又创作了《耶稣降生之告知》，得到罗丹的学生布德尔的欣赏，并应其要求互相交换作品。
　　1931年，王临乙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系，在艺术家布夏指导下学习雕塑。布夏是一位对中世纪艺术颇有研究的雕塑家，他除了课堂上对学生进行指导外，还经常带领学生们ゲ喂勰切┲闹惺兰痛蠼烫茫喂鄹缣厥浇ㄖ⒌袼堋⒒婊突úＡТ蟠埃险娼步庵惺兰鸵帐醯奶氐悖昵岬耐趿僖伊粝率稚羁痰挠∠螅运罄丛诘袼芤帐跎系姆⒄咕哂兄匾挠跋臁?BR>　　王临乙在国立高等美术学校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多次获得一等奖和“龚古尔美术奖”，因而受到老师的赞扬和同学们的尊重。这一年，福建省政府取消了王临乙等留学生的助学金，使他面临中途退学的危险。鉴于王临乙的学习成绩一贯优秀，校方决定为他提供奖学金，使这个高材生能够继续学习。
　　第二年，在巴黎国立高等艺术学校一百多人参加的考试中，王临乙取得了第一名。他的雕塑作品《音乐•舞蹈》获得二等奖。他还创作了雕塑《习作》、《男人体》和人体素描，显示了旺盛的创造力和艺术才能，他也为被讥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争了一口气。
　　1933年一月，王临乙与同在法国的常书鸿、刘开渠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艺术学会”。
　　同年，徐悲鸿收集当代中国各派名画家的作品三百多幅，到巴黎国立美术馆举行一次大规模的中国画展，展览非常成功，轰动了欧洲。此后，受比利时、德国、英国、意大利、苏联之邀请，到该国展出。王临乙又为巴黎这次展出充当了得力助手，协助老师装框、布置、采购物品等。王临乙对工作热心认真，极端负责又有耐心，表现了青年艺术家还善于办总务的才能，给徐悲鸿留下深刻印象。这就是后来徐悲鸿当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时，委托王临乙担任雕塑系主任兼任总务长的原因。徐悲鸿在巴黎时，曾拜访许多法国名流，也常带王临乙随行，王临乙受益匪浅。
　　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学习时，在常书鸿、陈秀芝夫妇家，王临乙结识了在本校学习雕塑的法国姑娘合内•尼凯尔（与王临乙结婚后改名王合内）。以后，两人经常一起研究艺术、一起看美展，一起外出游玩。由相识到相知，由相知到相爱。
　　合内•尼凯尔（Renee.nikel），1912年4月7日生于法国巴黎市郊恩伊尔。尼凯尔家庭在法兰西繁衍百年，是巴黎有名的贵族世家。合内•尼凯尔兄妹三人，她是娇生惯养的唯一女儿。1929年考入法国尼斯国立图案美术学校雕塑专业，1933年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系。
　　当合内•尼凯尔将自己与中国留学生相爱的事情告诉母亲时，遭到父母亲的强烈反对。当时中国贫穷落后，战乱不断，在国际上没地位，中国人被歧视，王临乙又是学艺术的，不会成为富翁，他们担心女儿到中国会受穷受苦，离欧洲遥远，去了不易回来。但王合内告诉父母：“只要我们爱情纯洁、真挚，我不怕贫穷和遥远，我将会克服所有的困难。”父母无奈，又把王临乙找到家告诫他要远离合内，并拿出手枪威逼他不要纠缠自己的女儿。王临乙面不改色：“只要合内小姐需要，我随时准备为她付出鲜血和生命。”谈判不欢而散。
　　1935年，王临乙以非常出色的成绩从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毕业。王临乙学成归国前夕，尼凯尔太太与丈夫一起将王临乙和女儿约到常书鸿家里，当着常书鸿夫妇的面订了最后的婚约：“我知道合内非你不嫁，你也非她不娶，我们成全你们。不过你现在不能带走合内，除非你回国谋到职位，拿到教授的聘书，我们才会把女儿交给你。”王临乙欣喜若狂地说：“好，一言为定。”
　　当年秋天，王临乙告别了布夏老师，告别了亲爱的法国姑娘合内小姐，乘坐邮轮启程回国，回到了阔别六年的故乡。很快接到恩师徐悲鸿的邀请，出任当时中国最高艺术学府国立北平艺专雕塑系主任，教授。第二年底，已经在北平置了房子的王临乙跨洋越海，赶赴巴黎迎娶自己的法国情侣。当王临乙将教授委任证书递给尼凯尔太太时，尼凯尔太太百感交集地说：“王，不得不承认你对爱情的忠贞，带走我的女儿吧，请善待她！”
　　1937年1月13日，王临乙与合内小姐在巴黎维尔奥弗朗区政府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为了纪念这段来之不易的恋情，合内改随夫姓，取了个地道的中国名字——王合内。结婚仪式后的15天，王合内在母亲满脸热泪的深情拥抱和父亲乱断愁肠的衷心祝福之后，随丈夫登船来到中国。从此，他们在中国建立了一个雕塑艺术之家，开始了一种新的和谐的生活。
　　但是，为时不过4个月，“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华，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日寇占领北平，王临乙夫妇逃难到上海，不久战火又烧到上海，他们不得不转移，先到江西庐山，又到湖北汉口、湖南沅陵。他们正赶上国立北平艺专南迁的队伍，随之由湖南经云南昆明又到贵阳，最后到达重庆，在沙坪坝郊区磁器口的凤凰山住下，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迁到北平。
　　抗日战争期间，王临乙曾任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继后在国立艺专任雕塑系教授。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他还抓紧时间进行艺术创作。这期间，创作了痛斥汉奸的《汪精卫跪像》、设计了《抗日英雄张自忠将军墓碑》、《大禹治水》、《林森铜像》等作品，受到艺术界同仁和社会各界的好评。徐悲鸿对王临乙的作品从构思到手法都大加赞扬，特别是对《汪精卫跪像》。说此作表现了这个汉奸可耻可悲的形象，恰到好处。在《汪精卫跪像》中，作者特意把汪精卫的两臂束缚在背后，像是被捆绑着下跪，衣服上几条皱纹松松垮垮，苍白无力，汪的脸部表情似痛悔又似狡辩，充分暴露了其虚伪奸诈的本质。在参加1942年重庆举办的全国美术展览会上，观众看见汪精卫这个汉奸卖国贼的丑恶嘴脸，无不切齿痛恨，异口同声地加以谴责，这正是作者的预期效果。在《大禹治水》中，作者采取象征构图，把大禹的形象放在中心位置，给人以顶天立地之感；背景为三层，表现大禹率领治黄大军经过十年奋战，征服黄河的伟大业绩，象征人类改造自然的豪迈气概。故事、人物是中国的，表现手法吸取了西洋雕塑的精华，运用块面光彩手段，采用富有艺术表现力的线条造型，更突出了作品的民族特色。大禹的面部形象充满智慧与自信，高瞻远瞩，腰背挺直，心胸豁达，给人以有力的感觉。以简洁、凝重的长线条刻画衣纹，很好地烘托出人物的坚强意志。脚下是被治服的黄龙，天空有高山仰止的气势。作者用这种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宣传爱国主义和大无畏精神。寄托对抗日救国英雄的敬仰和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度过了十年颠沛流离的苦难以后，1949年8月，王临乙受徐悲鸿的邀请，前往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任雕塑系主任兼任总务长。在这里，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他在精心教学和管理好总务工作的同时，还满怀激情地创作了浮雕《民族大团结》，圆雕《志愿军》，为民族宫创作了《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浮雕。
　　由于王临乙教授主掌学校总务，常和钱、粮、物打交道，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遭到错误打击和斗争，前后被折腾了两年。最后还是因病住院的徐悲鸿写信请文化部干预，学院党组织经过认真复查后，才为王临乙平反。
　　王临乙经过这次打击，精神受到很大刺激，有很长一段时间神情呆滞，沉默无言，身体和精力都大受损伤。但他还是以极大的毅力搞好教学和创作。这期间，他为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创作了《五卅运动》浮雕。《五卅运动》浮雕的背景是1925年5月30日，日本棉纱厂枪杀了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并开枪射击，打死打伤数十名抗议示威的工人和学生。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暴行，激起了上海和全国各大城市的广大群众的示威游行和罢工、罢课、罢市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风暴。作品表现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工人阶级为主，联合各界人民坚强不屈地向帝国主义示威，抗议和斗争的场面。构图采取行列式，着重刻画每个人物的表情，以高超的写实技巧，把每个人物的阶级属性和个性特征，表现得十分准确。依据规定的尺寸和比例，把示威群众由右下角向左上角前倾的行列。使游行队伍有前进的动势，其中有几个人举起手中的小旗与之呼应。构图中央一位工人高举手臂领着群众呼口号，号召大家勇敢前进。他把头回过来望着后面，暗示队伍还很长，人很多。作品主题十分突出，构图和人物形象刻画严谨、朴实、真实，衣纹处理受中国古代雕刻影响，具有民族风格。这座浮雕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不朽杰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王临乙因为出国留学深造过，是全国为数不多的著名雕塑家，在“造反派”看来，他就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他又与一位长着金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的法国人结为伉俪，更有“里通外国”之嫌。所以文化大革命一来，他就和美术学院所有的教授一起被揪斗，关进“牛棚”，不要说从事艺术创作的权利被剥夺了，连起码的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
　　粉碎“四人帮”以后，王临乙和广大知识分子获得了解放。他庆幸自己能活下来，但已70高龄，精力明显衰退了。虽然有强烈的创作激情，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此后除在学院辅导外国留学生和带研究生，作品就不多了。
　　王临乙的作品，除前面提到的外，还有《少女》、《孔子》、《纺织女工》、《建设十三陵水库》、《抢渡大渡河》等。
　　王临乙在进行创作的同时，经过深入广泛、周密而刻苦钻研，写成论文《雕塑欣赏》。《雕塑欣赏》是王临乙艺术主张与观点的概括，是他多年潜心研究和创作经验的结晶。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临乙的素描和速写。由于艺术天分，加之刻苦研习，他的素描和速写融会中西，自成一家。他善于运用极其简洁、概括、精炼而富于艺术表现力的线条，表现对象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观察敏锐、完整、有高屋建瓴之势；抓住要点、提纲挈领，不失传神精微之妙；下笔准确、流畅、而又潇洒；有方有圆，有曲有直，有转有折，有穿有插，有松有紧，有收有放，变化丰富。王临乙的素描和速写确有高人一筹的独到之处。
　　王临乙于1997年7月因病逝世，享年89岁。
　　王合内，这位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都不错的法兰西人，从爱一个坦诚正直、才华出众的中国青年，进而爱上伟大、勤劳的中华民族。在她的有限一生中，在中国生活劳作了63年，把毕生的精力和爱献给了中国。她为中国的美术事业，也为增进中法友谊作出了可贵贡献。
　　王合内从1948年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工艺系任教，教授素描和木雕。建国后在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素描和法文。为了长期在中国学习和工作，他从1952年到1955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扫盲夜校与勤杂人员一起学习中文。1955年经内务部部长谢觉哉签署，她取得了中国国藉证书。她在中国干出了一番为人敬重的事业。为中国近现代美术事业培育了几代艺术家，并成为我国当代女雕塑家，她还被接纳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几十年来，王合内经历了新旧中国的种种苦难与欢乐。她亲眼目睹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又亲历了新中国成长和发展的岁月。
　　在中国的几十年，王合内一直过着普通百姓的生活。初到中国，就赶上抗日战争，她和人们一样自己提着行李四处逃难，躲避空袭。解放后，在北京洋溢胡同的四合院里过着平和简朴的生活。像一个普通妇女一样，每天自己收拾房间，上街买菜、做饭。春天种花，秋天摘柿子，冬天生煤球炉取暖。甚至七十岁时竟登梯子上房抹屋顶。既使年纪大了，家里请了保姆，她也总是愿意亲自动手做事情。
　　她实践了当年的诺言，确实克服了所有的困难。她到中国不久，就随丈夫逃难，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三反”运动丈夫遭到错误打击，“文化大革命”遭受十年迫害，这都是艰难、困苦、心酸、悲痛的日子。还有语言的隔阂，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的不同，气候不适应，住陋室，吃粗粮，到农村参加原始的粗笨农活。她的蓝眼睛、白皮肤、黄头发，解放前被人骂为“洋鬼子”，文革期间又有“里通外国”之嫌。这一切，她都忍受了、克服了。她思念自己的家乡，惦念父母和亲人，但一呆就是27年没能回去。直到1964年中法建交后，她才得以重返巴黎探亲。童年的美好记忆重现眼前，但遗憾的是父母早在四年前就离开了人间。哥哥、嫂嫂、弟弟、弟媳、侄儿、侄孙们都劝她留在法国，可她谢绝了亲人们的好意，毅然飞回北京。1976、1985年又两次赴法探亲，亲人们知道一些“文革”中知识分子的遭遇，又鉴于她年事已高，都挽留她在法国养老。王合内却说：“我爱法兰西，也爱中国，我的生命有四分之三的时光都在中国度过，在那里记录着我人生道路的酸甜苦辣，我的青春、爱情、事业、我的家、我的学生都在中国。我离不开中国！”她，还是放弃了法兰西，回到了中国。
　　王合内在中国的前十几年，由于战乱，兼之语言障碍，没有参加工作，只是自己在家搞点艺术方面的事情。抗战期间，家住重庆磁器口凤凰山的一座简陋房子，除与少数几位留法的中国朋友有些来往外，没有同其他人打交道。由于处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中法两国通讯受阻，远在法国的双亲和兄弟，杳无音信。思念亲人，十分孤独，就养鸡、养猫、养兔、养羊、挤牛奶，还自己种菜，以此排遣孤独和对家人的思念。这使她有机会仔细观察家养的这些小动物的习性和姿态。抗战胜利后回北平，她常去动物园，了解各种动物的特有性格。这都为她日后从事雕塑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一次她正在雕塑一只小猫，适逢徐悲鸿来访，看到王合内塑造的猫，从造型和神态表现得都很精当，对她着实夸奖一番，鼓励她继续钻研下去。此后，她除了教学和参加民族宫、天文馆的浮雕，焦裕禄事迹展览，白求恩纪念馆，复制《收租院》等大型集体创作之外，个人创作了二百余件作品。1957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举办了王合内和画家萧淑芳、李斛、宗其香的作品联。她的《小马》获第六届全国美展荣誉奖，《雪豹》被选送参加1958年在莫斯科举办的“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她为首都机场设计的雕塑方案也曾获奖。
　　王合内的雕塑创作既注重西洋雕塑的长处，又潜心钻研中国传统雕塑的表现手法。她着意追求一种线条质朴，形态简洁并加以拟人化的表现手法，形成了她独特的风格。所以她的作品善于抓住表现对象的典型特征，特别富有生气。比如《大豹》，表现其窥准了猎物，正要猛扑上去抓获它的那一瞬间的态势。《虎》，把那声威逼人之势，刚劲凶猛之态，表现得极为真实。《鹿》，在猛兽面前是弱者，因此它的特点在于机敏、警惕，随时准备逃跑。她的《小鹿》、《马驹》、《羊羔》、《小熊》等都有孩子般的稚气，憨态可掬，天真活泼，逗人喜欢。塑造动物雕塑，在中国还少有人取代她的地位，被尊为动物雕塑家。
　　除了动物雕塑外，王合内怀着对中国人民的真诚热爱，对英雄人物的崇敬，先后塑造过《宋庆龄》、《向警予》、《杨开慧》、《张志新》、《白求恩》、《鲁迅》等英雄、伟人形象，光彩照人，堪称杰作。还有跃马横枪的《藏族民兵》、在水背上吹笛的《小牧童》等，都塑造得栩栩如生。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受到美术界同行和广大观众的赞许。
　　王合内十分关注长春的雕塑建设，是长春人民的忠实朋友。1998年，她已86岁高龄，仍参加第二届中国长春国际雕塑作品邀请展。她的雕塑作品《亲情》至今仍在长春世界雕塑园内迎接参观的游人。
　　王临乙、王合内夫妇终生没留下儿女，但是他们的晚年并不孤独。他们的干女儿常沙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原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经常来家照料。他们的学生盛杨（中国美协雕塑艺委会主任、原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夫妇在漫漫40多年间，总是将孤独的王临乙夫妇视为至亲至爱，每年除夕之夜，都是在王临乙家度过。后来，赵瑞英、司徒兆光也加盟进来，队伍越扩越大，各家的子女晚辈也成了王临乙夫妇家的常客。每逢老人的生日和银婚、金婚等纪念日，弟子们也都热热闹闹地庆贺一番。
　　王临乙逝世后的两年多时间，王合内在中国已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亲人。但她获得的中国的亲情并不凄凉，无论是常沙娜，还是盛杨等学生以及中央美院的人们，都把这个法裔老太太当作最亲的人。1999年因病住院，学校专门请了特护和保姆伺候她。然而，进入2000年，由于十天内的两次大手术，终于使88岁高龄的老人支撑不住，于1月24日傍晚，在东方古国的温馨至爱中无憾辞世。
　　中央美术学院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她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官员、中央美术学院专家、教授、学生、职工、家属共400多人参加了她的葬礼。
　　2003年3月19日，来自中国雕塑界和书画界百余名艺术家，在北京万佛华侨陵园为王临乙与王合内举行了隆重的纪念碑揭幕暨骨灰合葬仪式。
　　王临乙、王合内两位老先生走了，但留下了令世人惊叹的爱情故事，留下了他们孜孜不倦培育的满天桃李，留下了千古不泯的雕塑杰作。这一次凄美壮丽的世纪牵手，这一曲荡气回肠的东方绝恋，这个法裔华人对东方古国的奉献和爱，将如浮雕般镶进中国历史的星空。